此外，在课程基本进行完毕后，通常还要花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专门准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，也就是针对这三门课程大量撰写案例分析。

[33] 二元制只是一种过渡形态。[24] 由此可以看出，从绝对君主制到人民主权，在观念上实际只有一步之遥。

这样一来，服务于共同体利益也就是在践行上帝的意志。因为这是每一种公开法律之合权利性的试金石。当在政治统一体的层面上理解人民时，代表者代表人民就意味着，代表者要以可见的形式保证政治统一体被感知。[53]在商谈理论看来，竞争模式下的人们常会采取策略行为。据此，我们只能确定，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语境中是代表者，政治协商会议在统一战线语境中是代表者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层面是代表者。

特别是，君主的权力亦可以奠定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。在接近这套秩序的过程中，会有各种竞争性的邪恶利益施加干扰。就教学方法而言，讲授方式是目前最主要(在有的法学院甚至是唯一的)的授课方式。

[75]斯塔基，同上，页128—129。比如，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每年有200人左右，如果分成20人的小班，需要同时设置10个班。[6]其原因，至少可以部分地归于法学教育。在笔者所建议的预备知识教育以及法理学、法社会学等课程中，可以系统地培养这些意识。

[81]类似的主张，见孙笑侠，见前注[27]。  五、法学院的课程体系改革 (一)对法学本科课程体系的基本设想：理想模式 根据与何老师相同的理念，并基于上文的观点，笔者主张设置一种六年制的本硕连读学制。

并且，由于这些知识和能力的抽象性，适宜于进行规模化的班级教学，因此应当在法学院学习。法院近年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进步，就是一个明证。但是，如果改变教育思想，有一个清楚、合理的目标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，一定可以找出一种与中国的法律实践相适应的理想的法学教育模式。哪怕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，也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摸索，积累经验教训后才能成功。

毕业生专业能力的提升，也有助于法制环境的改善(虽然这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)。[79]中国政法大学的田士永教授已经开设了五年的民法案例研习课，共研讨了26个案例。笔者认为，艺多不压身，多学些知识当然是好的。参见何美欢，见前注[1]，页188。

这个问题只会在极其特殊的情形下出现。可见，律师的诉讼业务完全是从属于法官视角的。

法律解释的过程，是一个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。当然，要真正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和适合上述目的的教学材料，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和不断尝试。

此时，学生需知这些资料都不足以直接作为判决依据，而必须求助于法律漏洞补充。仅从这样一个学习状况，就可以推断出大体的教学成效。其实，最终受到不利影响的，除了民法、刑法等基础科目的教学质量，还有那些高级课程。但是，对于抽象的法律制度，法律实务工作者只有很少的时间投入。这是极其危险、有害的。至于学生的基本素质状况，更加说明改革的必要，而非相反。

为什么法学教育不应过分强调实务技能的培养？何老师认为，在法律业务中必须兼有智能技能和实务技能才能成事。[17] 笔者认为，这未必是何老师的原意。

事实上，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的所有硕士专业都有两个必考科目：民法和英文。第3—5学期以及第6学期的一部分是法学专业必修课为主的阶段(共70—80学分)，其中民法、刑法、行政法、民事诉讼法的课程(包括案例练习必修课)应达40学分左右，宪法、刑事诉讼法等其他必修课30—40学分。

[81]这样，学生在完成预备知识教育和其他课程后，主要从第3年开始攻读法学课程。而在完全中学的后期(主要是后2年)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，选择语言文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等不同门类的课程。

[13]需要注意的是，如下文所分析的，训练法官能力主要体现为法教义学的训练。笔者认为，不同的教师各有所长，未必每人都愿意主持案例练习。笔者完全不能赞成这一见解。练习课的考试方式包括闭卷考试(Klausur,时间为2小时到5小时不等)和家庭作业(Hausarbeit,需要查判例、学说并进行分析，时间从2周到6周不等)两个组成部分。

更重要的是，刑法是法律方法、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获得最为充分、集中和清晰地体现的法律部门。(一)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重要性 上文已经提及，因为各种因素，我国法学院中几门最基础的部门法课程的学分数太少了。

[15]徐显明：职业化是未来趋势，载《光明日报》2012年10月5日，第4版。由于本文主要关注课程体系问题，对此问题暂予忽略。

[61]欧洲国家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。为便于知识上的衔接，案例练习课应大体跟随讲授课的进展。

法律人必须学会在信息不充分、正反两方面都有道理的情形下，作出一个慎重但明确的决定。2.与基础课程配套的案例练习课 笔者建议，针对本科生的民法、刑法、行政法、民事诉讼法这四个部门法基础课程，应设置必修性质的练习课(案例练习课)。[14]但是，有的教师在讲授一些基础的部门法课程上，主要是批评中国现行法如何不好，介绍外国法如何好，并告诉学生现行法应如何修改。如果具有经济学的知识，可以从经济分析的视角来分析这种收费型雷锋的行为。

从操作的角度，采用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是艰难的。转引自Brian Z. Tamanaha,Law as a Means to an End: Threat to the Rule of Law?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？2006，p.238.尽管波斯纳对法条主义(legalism)带有一定的敌意，但是他明确承认，法条主义的方法在美国决定了多数的案件，但是，由于美国法带有不确定性的特点，并且由于美国特殊的政府结构以及政治文化，法官常常要在判决中作出政治性的决定。

信用证是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发展出来的。哈特和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著名论战，参见强世功：《法律的现代性剧场：哈特与富勒论战》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。

其中至少一部分工作现在已经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，但是总体上仍然相当不足。法律实务的日常工作中，占据主要工作时间的是事实发现。